看了一些由政治保守勢力所寫的政論文章，發現他們對香港近年發展遲緩，政治紛爭不斷的情況，主要都歸納為三個原因。第一，香港從殖民地回歸前，末代港督彭定康背棄跟大陸定下的秘密協議，改革了立法會制度，取消所有委任制並新增了直選議席，此舉引入了回歸後十幾年阻礙政府施政的反對力量，影響了行政主導的體制和執政效能。第二，外國反華勢力長期植根香港，由政府，議會，公務員，媒體以致一般市民聯會為政府行政帶來極大障礙。第三，激進反對派勢力抬頭，經常為反而反，與政府抬摃，而抱著理想主義不顧實際的年輕選民傾向被這些政黨吸引，以致政府施政更加困難。
此說反映了政治保守勢力對殖民地歷史的認識嚴重不足。香港市民對民主自由的要求早於五六十年代己有記載，不過和今天的大陸一樣，在經濟和社會急促發展的初期，一來人民生活有可觀的改善，二來市民的知識水平較低，因此對民主要求一般並不強烈，對社會資源不公等情況都較能忍耐，不致引起對政府不滿，寧願做順民以享快速發展的經濟成果。到八九十年代香港市民要求參與政制發展的呼聲更高，彭定康的改革只能算是和應了市民的要求，而不能說是導致了香港整體的政治化。再者，以現時的"行政主導"制度，政府要強行通過有爭議性的議題己經相對容易。而議員的提案或修訂，在分組點票下要獲得通過卻是極為艱難，因此巧妙設計的議會制度己經為政府的"強勢"施政造就了極佳條件。十幾年來許多市民強烈反對的議案被強行通過（如高鐵），而市民有極大意願的則被無情否決（如成立競爭法），可以佐證。
激進反對派近年抬頭，主要還是要歸疚於"行政主導"下的歧形制度。回歸初期，市民根本難以想像如梁國雄，黃毓民之流竟能得市民支持晉身會堂。但在現行的議會制度下，市民發現傳統的民主派根本未能做到制衡，監察政府施政的功能，結果市民（尤其當時經濟低迷，政府威望極低）更寧願把票投給激進的，旗幟鮮明的反對派，以更直接的語言和行為對抗政府，甚至以拉布等癱瘓議會的方法阻止政府自行其事。溫和民主派反而被日漸邊緣化（在議會沒有妥協空間之下連中間派的角色也無法存在），在投向建制和走向激進之間進退失據。
因此，如樊鵬一文所建議，"升級"行政主導以改善施政 ，等如進一步加深議會制度的不公，進一步邊緣化溫和的中間派，結果不但無法改善施政，更會促使香港市民，青年人和議員以更激進的手段在議會內外反抗政府，如今次的佔領運動己是極大警戒，望中央和香港政府以此為鑑，不要讓社會走向更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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