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抨學苑鼓吹港人自立自決，呼籲市民警惕港獨聲音。多得梁特的加持，本來只屬高等學府的小眾聲音，忽然成了姨媽姑爹販夫走卒都談論的熱門話題，本來連在佔領運動期間都上不了檯面的激進聲音，變成了不快樂的港人在一國與兩制拉扯以外的一個正式選擇。建制派，現任及前任政府官員隨之而展開大合唱，齊撐梁特之言並非白色恐佈兼批港獨。然後港區人大吳秋北聲言將在人大會議中提出將大陸國安法加入香港基本法之內，董伯伯又附和稱香港遲早有廿三條立法的一天，一副山雨欲來模樣。
然而讓人擔心的，卻是北大人和他的附庸們的過度干預，將使港獨這個原本真正只屬「一小撮人」的主意，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從殖民地時代以來，北京就應該明白香港市民普遍對共產黨統治懷有戒心----並非殖民地教育故意妖魔化中國，而是中國立國之初幾十年的混亂，從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飢荒，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導致幾千萬人民非正常死亡，單是事實就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而多次運動骨子裏的不文明與不科學，讓港人在文化上與大陸產生隔亥----因此當八四年宣佈大陸將恢復對港統治，股市立即大瀉，無數人用腳投票移民外國，企業將註冊地外遷，在在說明港人與共產黨保持距離的願望有多強烈。
然而同時港人亦明白，在這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偏遠南方小海港，能夠成為國際都會，不過是生逢其時，成為封閉中國的窗口，中西貿易的橋樑，當然中間少不了港人的拼搏與創意，英國人政府的法律與制度，但沒有背靠的這個國家，香港甚麼都不是。再者，香港從食水，食物到能源皆依賴外來供給，地勢上又易攻難守（從香港保衛戰可見），從先天上就缺乏獨立的基本條件。因此港人生成了一種矛盾情意結，一方面極欲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距離，一方面又不支持所謂港獨。
此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原來的法律與社會制度大致維持不變，回歸初期中央官員亦相對克制，並未對香港事務指手劃腳。加之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社會面貎大為改變，港人的國家認同感大為上升，九七前趕著移民外地的港人亦又一次用腳投票，重新回到香港生活工作。
而經濟上的甜頭並未減輕港人對中共干預港人治港的憂慮。尤其是共產黨回歸後多次試圖收緊對香港管控，由廿三條立法，整治香港電台， 人大釋法，律政司提出法官判決需考慮中央及特區關係，國民教育等等，處處看得出共產黨的有形無形之手一步步侵蝕香港原有的核心價值：法治與言論自由。因此港人對中央政治企圖的懷疑愈來愈深，中央難以理解為何給于香港多項經濟政策優待後，卻不能換來港人政治上的退讓。中央官員對人民的想像仍然只在於追求溫飽與經濟甜頭為止，無法掌握隨著中產抬頭社會所逐漸建立起的一套核心價值。所以官員與官方報章又將矛頭指向所謂的外部勢力，將職責為制衡行政機關的立法會議員抹黑為陰謀癱瘓政府施政，受敵方勢力控制的傀儡云云，然而市民發現多年來儘管攻擊不斷，所謂外部勢力卻是只聞樓梯響。例如在佔領運動期間言之鑿鑿稱掌握連繫外部勢力的證據，並將在適當時候公佈，清場後卻顧左右而言他----原來中式的政治文化就是不顧體面，生安白造地醜化對手，或者所謂「相信便會看到」的混亂邏輯。
所以中央的介入愈多，手段與話語愈粗糙，愈提醒了生於文明社會的港人兩地文化代溝有多嚴重，結果惹起的反感愈大。 然而無論港人多憤怒，刻意設計而成的立法會並未能提出有效制衡以保護港人，尤如被制度閹割了的溫和反對派被激進反對派取代，當市民發現掟蕉，拉布等行為比議事論事更能保護港人利益後，更激進的反對派又進而取代原來的激進派。本來因缺乏管治信心所以加強監管，結果卻引起更激進勢力抬頭，使香港更難被監管，進而成為共產黨更大的夢魘。
所以中央的介入愈多，手段與話語愈粗糙，愈提醒了生於文明社會的港人兩地文化代溝有多嚴重，結果惹起的反感愈大。 然而無論港人多憤怒，刻意設計而成的立法會並未能提出有效制衡以保護港人，尤如被制度閹割了的溫和反對派被激進反對派取代，當市民發現掟蕉，拉布等行為比議事論事更能保護港人利益後，更激進的反對派又進而取代原來的激進派。本來因缺乏管治信心所以加強監管，結果卻引起更激進勢力抬頭，使香港更難被監管，進而成為共產黨更大的夢魘。
假如如吳秋北所言將國安法加入基本法，或者如董伯所說重提廿三條立法，香港的民意會否往更更激進的equilibrium移動，使港獨的火苗生成熊熊大火，進而自我實視港獨的結果？還是其實一切都在計劃之中，己經無力回天的梁特決定用其餘下的兩年多任期完成政治任務，所以自己樹立稻草人，再引廿三條打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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