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政治素人特朗普, 以America first作為競選綱領, 站在反全球化, 保護主義的角度批抨既有的國際協定, 對伊斯蘭教徒及鄰國墨西哥作出近乎種族歧視的言論, 還有對權勢集團的犀利批判, 成功爭取注意, 擊敗幾位有力對手, 得到共和黨提名擔任總統候選人。大選期間, 特朗普在民調一直落後對手希拉利的情況下, 最後出人意表地以306對232票大比數贏得總統寶座。
選後分析, 令特朗普擊敗一眾政治家族(包括Bush和Clinton家族)的主要原因, 是他成功在幾個被稱為銹帶(rust belt)的搖擺州中勝出。這些地區曾經在上世紀憑製造業和鋼鐵業盛極一時, 但因為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轉移, 工作職位和財富相繼流失, 犯罪及毒品氾濫而逐漸沒落。特朗普政綱中主張復興本國產業, 批評非法移民搶走工作職位和帶來犯罪的說法, 正正擊中了當地民眾對地域衰退的危機感, 傳統自由主義為主的政治階級的反感, 和成為全球化犧牲者的無力感。
大西洋的另一邊, 英國正在進行全球矚目的脫歐公投。
從二千年代中期開始逐步得到注意和支持的英國獨立黨, 正是脫歐的長期和最主要推動者。和特朗普相似, 英國獨立黨主打的, 正是位於中北部一些曾經繁榮的工業地帶(如產煤, 鋼鐵, 紡織業等), 卻在產業結構改變下陷入衰退, 因而對全球化, 歐盟, 外來移民產生怨憤的低學歷白人勞動階級。這些地區曾經是工黨票倉, 但隨著貝理雅推動政黨改革往中產階級靠攏, 與保守黨的分別變得愈來愈模糊, 而且兩大黨支持全球化, 肯定歐盟的態度, 大量自覺被時代與社會遺棄, 聲音沒有被聽見的人, 轉而在英國獨立黨身上得到共鳴。2015年大選, 英國獨立黨的得票率比前次增加了四倍, 成功擊敗自由民主黨成為第三大黨。
事後調查發現, 年輕一代的英國人普遍學歷有顯著提升, 而且愈來愈多擁有專門的職業技能, 抱持包容性的歐洲導向價值觀, 對種族, 宗教, 同性婚姻等表現更包容的態度, 與上一代有極大的世代差異。而英國的經濟, 社會, 政治和媒體受高學歷的年輕世代支配, 使未能適應產業結構轉換, 中高年的藍領勞工階層更自覺受社會排擠。2016年6月的脫歐公投, 大多數的國會議員, 政治經濟文化精英, 以致網絡和媒體的聲音都普遍贊成留歐。結果開票結果令人意外地由脫歐派勝出, 一直被受忽視的勞動階層實現了逆轉勝。
英美政局變天, 讓人驚覺這股從後金融海嘯, 911恐襲, 歐債危機和敍利亞難民等事件逐步形成的反全球化趨勢來勢洶洶。同樣的轉變在歐洲, 南美洲, 甚至亞洲都以略有不同的姿態陸續出現。這些地方新冒起, 甚至躍升至執政黨的團體有幾個共通點: 一, 嚴厲批抨交替執政, 但路線卻愈來愈相近的傳統政治菁英, 跟利益集團私相授受, 忽略大眾; 二, 抨擊外來移民帶來治安, 失業問題, 拖跨福利制度, 甚或以保護自由主義/保護民主之名排斥伊斯蘭教(以和平, 包容聞名的瑞士竟然出現了白羊驅趕黑羊的煽動性海報), 製造歧視及恐慌; 三, 善用新媒體對選民作直接的政治宣傳, 跳過議會和傳統的政黨動員方式; 四, 傾向發起公民投票和公民提案的直接民主形式取得市民支持, 而非政黨間協商, 跟利益集團妥協的傳統方式。
作者以民粹主義形容這個現象。他們的出現改變了舊有的權力結構與菁英階級, 提倡回歸以人民大眾為本的政治倫理, 重新重視在全球化中成為輸家的勞動階級, 以及正視了隱藏於大眾心中對外來移民和宗教的恐慌。卡諾凡在<<民主主義的兩面性>>中, 將民主主義分成“實務型”和“救濟型”, 前者重視透過規則與制度的設定解決紛爭, 以官僚日復日的政治行政程序為中心, 後者重視人民突破制度與規則的直接參與。兩方面的民主主義都不可或缺, 但過度重視“實務型”會為民眾帶來疏離感, 而民粹主義的風潮可說是“救濟型”的回歸。
作者總結了幾個民粹主義的貢獻與威脅: 1, 民粹主義能促進一直被政治排斥的邊緣團體的政治參與, 為民主發展帶來貢獻; 2, 民粹主義能打破現有的社會區分, 創造新的政治或社會團體, 提供新的意識形態; 3, 民粹主義能促進政治本身的復權, 將重要課題拉回政治場域, 而非交由經濟或司法解決, 也能政治對立面, 活化輿論與社會運動; 4, 民粹主義雖然重視人民意志, 但同時輕視權力分立, 抑制與均衡等立憲法主義原則的傾向, 也過度重視多數派原則, 無視弱勢與少數人的權利; 5, 民粹主義嚴格區分敵人與盟友, 催化政治對立, 造成民粹主義對抗民粹主義的新裂痕, 不斷的政治鬥爭更難達成妥協與共識; 6, 民粹主義過度重視表露人民意志, 限制了政黨與議會等團體, 制度及司法機構等非政治機關的權限, 妨礙良性統治。
在多國的經驗中, 民粹主義一方面能促進被社會排斥的群體的政治參與, 讓他們感到聲音備受重視, 發揮了發洩社會不滿的"排氣閥"作用; 另一方面作為挑戰者的角色, 能為傳統政黨帶來緊張感, 迫使他們推動黨內改革, 有提高民主品質的作用。
反觀香港, 經歷二十幾年的回歸歷程, 然而受法制所限, 行政機關, 支持派和反對派的角色關係基本不變。結果支持派故然未受挑戰, 進步受限, 對科技與年青一代的脫節令人側目; 而反對派受到民粹主義風氣影響, 舊有無能為力的溫和派裂變成激進派, 和後來更進一步的本土派。而政府多次的DQ民選議員, 究竟是把民粹風氣的星星之火捻熄, 還是粗暴地摧毀了民怨的“排氣閥”, 引致後來帶到街頭的更大動亂? 現在的香港可能就是最佳答案。
作者在結論中, 形容民粹主義就像出現在高雅派對的爛醉者, 冒失地碰觸到各位不宣之於口的公開秘密, 宴會的客人都不歡迎他，然而現代民主主義這場派對所抱持的本質上的矛盾，正正也因為民粹主義的出現而暴露出來。很多的客人儘管露出困擾表情，心裡卻對爛醉者指出的重大祕密暗暗點頭。如果不誠摯地面對現代民主主義所抱持的問題，不滿將會持續，甚至「可能採取更暴力的表現方法」。即使將爛醉者掃地出門，他下次也可能硬要打破窗戶闖進來，如果事態演變至此，宴會又將如何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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